第(3/3)页

    其二，将救灾所花的实际款项，列出一个清单，送交南京国民政府的同时，在各大报社刊登出来，欢迎实业部与财政部进行监督，并将所有说不清去向的款项，一律归结于军火买卖，或抗日征兵所用。

    其三，雇佣专业的笔杆子撰写文章，营造有利川军的社会舆论与氛围，向外界承认川军上下，确实挪用了救灾之款项，不过是遵循宋代的赈灾办法，即“灾年募兵法”与“以工代赈法”。

    以上两法还是宋代之初，宋太祖所倡导的救灾办法，虽然后来造成了北宋的“冗兵”之危，但是效果确实是立竿见影。

    “以工代赈法”，可能很多人都知道，就是由政府出面，向灾民提供一些临时的就业机会，比如修筑道路桥梁，或比如垒建城池沟渠，让灾民得以挣钱糊口，不至于为了活命而为非作歹。

    而此法的最大好处在于，既能保持灾民的人格尊严，还能让救灾之事能够长久下去，此法的倡导者正是宋代名人范仲淹，也就是写下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那位。

    至于“灾年募兵法”，就比较高深了。

    每当某地有了灾荒时，政府官员怕有人当李自成或张献忠，于是干脆将该地的青壮年，即时的征召入伍，这样一来，既避免了这些青壮年参与造反，还为当地的军队增加了兵员，而且这些人一旦当了兵，军饷足以养家糊口，而且宋代初期的名相富弼，就是此法的倡导者。

    这么好的办法，为什么会失传呢？

    当然与宋代的衰落有关。

    后来有人将两宋的灭亡，归结于“冗兵、冗官和冗费”，其中冗兵一项，正是源于“灾年募兵法”。

    到了元代就不必多说了，这事对他们来说太高深了，还没等他们真正想明白，就出现了“一个石人，一只眼，挑动黄河，天下反”。

    到了明清两代，也别想这美事了，连堂堂七品县令，都拿不到几两饷银，当兵的与当叫花子差不多，在康乾盛世时，英国特使马嘎尼，在笔记中提到，“满目的贫穷与野蛮，当兵的在捡垃圾吃”。

    到了民国就不一样，民智已经开化了。

    何况1937年5月25日后才拨的款，真要下放到灾区，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不是，而且一个多月后，就爆发了“七七事变”，因此将一部分的救灾款项，挪用于抗日救亡的事业之中，也是说得通的。

    何况川西军火的实际价位，一直是个秘密。

    只要刘湘与刘亦诚自己不说，外人还真不知道个中的内情，将去向不明的款项，一律算入武器装备的费用之中，也就天衣无缝了。

    另外，这俩人还知道一个不算秘密的秘密。

    为川省赈灾所发行的债券之中，百分之八十的份额，是通过孔财神牵线，卖给了山西的土财主们，换而言之，只要在山西的抗日战场打好了，此事也就平息了。

    当刘湘的大难题一解开，川军上下哗变的事情，也就风消云散了。

    六十万即将奔赴战场的川军，也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出川了。

    刘湘为了感激刘亦诚的支持，决定亲自给四十七军，师级以上的军官们，一一的单独写信，要他们与刘少将精诚团结，在即将爆发的石家庄一战中，打出川军的威风来，不要让全国人民为此失望。

    军长李家钰、副军长罗泽洲、参谋长魏粤奎，以及104师长李青廷与178师长李宗舫，尽皆有份，连全体官兵也有一封公开信。

    　　


    第(3/3)页